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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中粮仓”奠基人--高仁忠
(纪实文学)
作者:覃应奇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7/9/26 15:59:22

 

 

“桂中粮仓”是象州人引以为荣的美称。当人们在谈起这一美称时,都不约而同地说:"多亏当年高仁忠搞了那么多水库,不然你想成桂中粮仓!"此话足见他在象州人心目中的地位。

高仁忠,男,汉族,1923农历818日出生于黑龙江省铁力县。读过两年私塾。19462月参加革命,在146436团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连指导员。1951年秋任武宣县大队副政委;19529月任石龙县象州区委书记,19541月任石龙县供销社主任,同年11月任石龙县委副书记;19565月任石龙县委书记,后任书记处书记;1963年至19668月任象州县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1979年调任柳州地区农资公司经理,后任柳州地区供销社主任,中共柳州地委组织部顾问。19848月离休。

在部队,他吃苦耐劳。运动战常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赶到一定的地点。一走起来就几天几夜,边走边打瞌睡,一听到休息的信号,人就像木头一样直刷刷地倒下马上就睡着了。饿了,喝些生水,吃一两干粮袋里的炒黄豆。他不仅以身作则,还要鼓动战士们坚持到底。部队设有艰苦功。他因此立了两次小功。在吉林省外围的九台县战斗及营城战斗中,他英勇杀敌,荣立战功,获记小功两次。当时三次小功合并为一次大功。所以他的军功薄上记的是立大功一次,小功一次。

高仁忠进县委班子后,无论是任县委副书记还是县委书记,都是主管农业。象州县境属桂中少雨中心边缘区,雨量偏少。干旱严重制约着全县经济的发展。他深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因此,他把兴修水利作为农业的中心工作来抓。在一次讨论全县经济工作的班子会上,县委第一书记孟广平主张大搞矿,捞钱。高仁忠则极力主张大搞水利。他说:“农民种田种地,没有水什么都搞不成。”他的主张,获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于是会议决定,除安排一部分搞矿外,大部分人去搞水利。19586月,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在罗秀召开了水利工作会,提出了建设东岸河、罗秀河、水晶河、石祥河四大水利网的规划,并立即组织实施。这一年,全县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石祥河水库、长村水库、丰收水库等中型水库,马坪乡的龙旦水库、六冲水库、山头水库,运江镇的两旺水库、百万水库、黄田水库、那龙水库、马列水库、二五水库、歪盆水库、木桥水库、友庆水库,寺村镇的马黎水库、百合塘水库、六道水库,百丈乡的跌马寨水库,罗秀镇的云岩水库、歪甲水库,水晶乡的金龙水库、河甫水库、迷塘水库,石龙镇的支林水库、龙佃水库、西巴水库,妙皇乡的三连环水库,象州镇的鸡沙水库、龙富水库,中平镇的长江水库、沐皇水库,大乐镇的黑岭水库等小(一)型、小(二)型水库,均于当年上马。这仅是当年石龙县的象州片的情况,还有武宣片即现在的武宣县、象州片的桐木镇(1984年已划归金秀县)所兴建的水库还未一一列出呢。全县的情况便可想而知。罗秀河引水工程也于当年以“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方式动工建设。全面开花搞水利,上级哪有此计划?无计划,自然就不拨款。高仁忠或派人或亲自带队去自治区求,争取得了些资金。但仍远远满足不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需要。因为没钱买钢筋,肯动脑子的同志便提议用浸油的竹子来代替。但最终被技术员否定了。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韦国清来检查工作,见石祥河水库底无放水管,问为什么没有放水管?高仁忠回答说没有钢筋水泥,所以没法放。韦国清说:“库底没有放水管,万一打起仗来,敌人丢炸弹炸水坝怎么办?想清库底怎么清?”但鉴于当时的困难情况,只好默认了。

隔不多久,突降大雨,筑了一半的水库大坝底无放水管排水,库内的水不断地上涨。尽管工地上有上千人在拼命地筑坝,但坝升高的速度仍远远比不过水上涨的速度。高仁忠心如火焚,速令厂矿企业暂时停工,全力支援石祥河水库。于是就出现了万人冒雨抢筑水库大坝的动人场面。与雨奋斗,其乐无穷!工地上无论是干部还是工人农民,个个赤脚上阵,成了勇猛的挖土、挑土能手,成了夯土的大力士。激战几昼夜,终于保住了大坝。

在水利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高仁忠都及时妥善处理。如修水渠,要占部分农田。有些村的群众不让修,你在前边打桩,他在后面跟着拔掉。高仁忠听了汇报后,立即派人到有此情况的村屯做工作。他亲自到大乐乡六回大队的石朋村去召开群众大会,讲明修水渠的重大意义,水渠所占的田,可减免相应的公购粮,希望大家顾全大局,支持水利建设。群众思想一通,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搞水利,干部群众积极性非常高。有好几个春节,高仁忠带着县委有关领导都和群众一起在工地过。如果说“大跃进”期间,“亩产万斤粮”和“大炼钢铁”等运动是一种狂热的胡闹,那么,全县的水利建设却是实实在在的“大跃进”。至1960年,三年间全县共兴建和续建水利工程600多处,灌溉能力达958000亩,等于解放前的4.5倍,为发展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仁忠说:“分县时,象州有70多万元资金,绝大部分用在修水利上。”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分县”。195291,象县与武宣县合并为石龙县。1960530国务院批准将石龙县改为象州县,但实际仍称石龙县,直到19611226才正式启用象州县称谓。19623月,上级批准复置武宣县。同年41,武宣县正式从象州县划出分开办公。这就是当年的“分县”。分县后,高仁忠任象州县委书记。他觉得象州县的水利仍未尽如人意,仍需大力发展。19633月在中共象州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代表县委提出了对罗秀河、水晶河、长村水库三大水利工程实施全面配套的任务。这一年,仅罗秀河引水工程配套建设就有2.5万民工上马,建造独崖寺、木苗两个钢筋混凝土渡槽,修整干渠,开挖象州、林塘等4条支渠。这一年天大旱,4月至9月共降雨仅505.8毫米,比历年同期少51.7%。但清亮亮的罗秀河水却带着全县人民的厚望在一步一步地向着需要的地主流淌。秋季,罗秀河水终于引到了县城,灌溉了象州晚稻1400亩!喜讯传出,当时许多人还以为是神话。

高仁忠坚持不建楼堂馆所,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水利建设上。这是明智之举。1963年至1965年,全县水利投资595万元,其中自筹150万元。水利建设因有经费而更加从容地进行。1965年,上述三大水利工程灌溉面积比1962年增加4.79万亩。

高仁忠当书记期间,感到压力最大的是吃饭问题。这压力来自于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负责。

在好长一段时间,上级一直把石龙县当成产粮大县。有一次在柳州开会,高仁忠报了石龙县粮食产量3亿斤。地委领导听后很不高兴,怎么才是这个数字呢?地委秘书长找到高仁忠说:“你不了解情况吧?怎么会得出这个数字呢?”高仁忠说:“是各公社书记报上来的,哪会有假?你不信另找人报吧。”秘书长立即打电话叫不参加会议的县委第一书记孟广平报产量。孟广平报了5亿多斤。实际1958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减产1380万公斤。

未经历过1959年开始出现的连续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的人,是很难理解为什么吃饭是最大的压力的。那时市场物资极缺,物价飞涨。每公斤活鸡、猪肉36元,且很少有卖。全县农村人均每天0.43公斤谷子,有一年更少,人均每天才0.39公斤谷,折成大米不到6两。区区5两多大米,如何填得饱重体力劳动人的肚子呢?因此,大批人因吃不饱而出现浮肿、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非正常疾病。每年非正常死亡数千人,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为解决吃饭问题,高仁忠不仅大搞水利建设,还在提高粮食产量上大做文章。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要想增产,必须有足够的肥料。1962年冬,高仁忠带着农业部门的领导和技术人员,先在罗秀区的罗秀村和下令村搞种植红花草、苕子绿肥试点,1963年春,全县绿肥生长良好,遍地的翠绿令人陶醉其间。绿肥亩产高达4000斤。一亩绿肥可作3亩水稻的肥料。现场会上,干部群众看了听了信心十足。当年冬立即在全县推广。

“种子如不好,肥料再多也白劳”。高仁忠派人到广东、玉林等地调回矮脚南特、陆财号、南京1号、十石歉、早熟包胎红、迟熟包胎红、二九矮、广场73号、广选3号等良种回来试种,繁殖推广。1963年,全县水稻中矮杆良种种植面积达15万亩。

由于推广绿肥和良种工作出色,1963年秋,柳州地区在象州县罗秀区召开了绿肥、良种工作现场会,在全地区推广象州的经验。

1962年以前,很多老百姓不知什么是磷肥,更谈不上怎样施用了。1963年,高仁忠带着农业技术员在罗秀区潘村搞施用磷肥试点,对老土、鸭屎土低产田施用磷肥试验,稻谷增产两倍多!此后大力推广磷肥施用技术,不仅水稻施用,而且对花生、大豆、苕子、红花草等豆科作物也施用,均获增产。

当年,全县形成了各部门都大力支援农业的浓厚氛围。高仁忠在一次大会上作的报告中这样强调:“动员各部门力量,积极支援农业。各部门都面向农业,把部门的工作转移到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把支援农业,放到自己工作的第一位。”

正是由于在水利、肥料、良种等方面做得好,再加上各部门的积极支援,全县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65年粮食总产量8079.5万公斤,比1962年增长27.3%;工农业总产值4991.5万元,比1962年增长45.6%,年均递增13.3%

水果种植象州县已有一定的基础。过去曾请广东潮汕老农来指导种温州柑,3年可挂果。高仁忠在融安县参加自治区在那里搞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叫“四清”运动)试点,看到该县漫山遍野的水果,便觉得自己落后了。他立即打电话叫县长唐仁、农业局副局长麦永就,县农业技术推广站负责人李茂林到融安参观。他们到了融安,高仁忠指着那郁郁葱葱的果树说:“叫你们来是让你们开一开眼界,往后我们县在水果方面要有一个大发展。你们回去后要做好大力发展水果的准备工作。”他们很高兴,回来后立即做了前期准备工作。果苗已调回来繁育了,可惜后被政治运动的大潮冲掉了。

1965年秋,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在象州县正式开始。2500多名工作队员分布到各村屯,白天黑夜都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高仁忠见生产不搞,就对工作队提了意见:“搞‘四清’运动也要抓生产啊,种绿肥不开沟,被水淹死了,不好的。”谁知这么一条意见,立即被扣上了“以生产压运动,冲击四清”的罪名。后又被加上一顶“以水利冲击四清”的黑帽子,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紧接着的“文化大革命”中,多次被挂牌游斗。有一次挂的牌,竟是用中型拖拉机驾驶室的门做成的,挂在颈上不知有多难受!“炮打”和“打倒高仁忠”的口号不绝于耳。一位生活朴素,平时下乡常走路,遇有拉货的顺风车才搭车;吃饭都在饭堂,从不见他喝酒的县委书记,突然成了“牛鬼蛇神”,成了“高扬反党集团”(“高”指高仁忠,“扬”指时县委副书记杨春)的头头,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但在那是非颠倒的年代又确是血和泪的事实。他的家人也受连累,妻子被迫带着4个孩子,大的12岁,小的7岁,回到生他养他的老家铁利县去。在妻离子散的痛苦日子里,他默默地忍受着。他相信总有一天党会公正对待他的。

后来他终于获恢复工作,家人又团聚了。再后来,他调到柳州去了。他虽然离开了象州,但象州不会忘记他这位为民办实事的诚实书记,忘不了他那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忘不了他对党对人民必仁必忠的高尚品格。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来宾市首届作家协会副主席,《长风》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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